<rss version="2.0"><channel><title><![CDATA[江丙坤的台商辦公室]]></title><link>http://blog.chinayes.com/chiangpingkun</link><description><![CDATA[現任：立法委員、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協會會長]]></description><item><title><![CDATA[我看自由貿易協定]]></title><link>http://blog.chinayes.com:80/UserBlog/Article_Details,391.htm</link> <description><![CDATA[<p><font size="3">　　前陣子張忠謀先生提到台灣沒有被邊緣化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大家已經談很久了，我認為，台灣已經逐漸在被邊緣化。<br /><br />　　由於「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關係，世界逐漸形成無國界的地球村狀態，尤其是歐盟的成功。歐洲有27個國家如今已整合為一體，區域內沒有貿易障礙，生產要素流通自如，歐盟有自己的議會、政府、憲法、貨幣，還將選出歐洲的總統。不但影響台灣對歐盟的出口，也加速美洲的整合。</font></p>
<p><font size="3">　　此外，我們看到「東協加三」即將實現，後果是這13個國家之間，彼此沒有關稅、也沒有非關稅障礙。反觀台灣產品的出口，有關稅、也有非關稅障礙，影響所及的是「貿易移轉效果」，原來從台灣進口的，訂單轉移從其他地方進口。<br /><br />　　記得一位朋友跟我提到，曾經有一位智利的進口商，都是從台灣進口產品，但在智利和韓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後，智利廠商也把訂單移轉到韓國，由韓國進口。少了自由貿易協定，影響到台灣的競爭力，也降低國內投資意願，這才是今天我們最擔心的事。<br /><br />　　台灣失去競爭力，大家當然可以把原因歸究於「中共打壓」，但我認為，民進黨政府其實應該負起最大的責任。過去，國民黨政府執政期間，我們能夠順利申請加入GATT並參與APEC；但今天民進黨政府要申請加入WHO，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被排拒在門外，關鍵在什麼地方？這才是大家應該要探討的重點。<br /><br />　　我先講一下和新加坡的例子。1999年，我參加在紐西蘭所舉行的APEC領袖會議，我安排了和當時新加坡總理吳作棟進行雙邊會談，雙邊會談是代表兩個國家的領袖所進行的會談，當時我是經建會主委，代表李前總統前往開會。會談中，我向吳總理提出台灣希望與新加坡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構想，因為大家都很喜歡和新加坡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最主要的原因是，新加坡的農業發展不如我們，吳作棟回答的很直接，他說，在經濟上面，沒有問題，但在政治上，會有來自中共的壓力。<br /><br />　　2002年，我再度到新加坡去，當時是以立法院副院長身份和吳總理碰面。他表示，台灣已經加入WTO，成為會員之一，新加坡也是會員，依照WTO的規範，會員體之間可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所以現在來簽自由貿易協定，新加坡可以阻擋中共的壓力，但問題是，你們的政府要正名，要用「台灣」的名義才行，但「台灣」不是你們在WTO的名稱，所以無法順利簽署。回國後我向國安會反應過，但是沒有結果。後來回顧那段歷史，如果當時我們能抓住機會，能夠和新加坡簽署協定，現在包括菲律賓、泰國、印尼一定搶著和台灣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因為他們也怕產生貿易移轉效果。<br /><br />　　國民黨執政時用什麼方式而能順利加入APEC、WTO這些重要經濟組織？為什麼民進黨政府在爭取加入WHO上，卻苦無成果？兩者的差別，道理其實很簡單。「務實、腳踏實地」是國民黨一貫的作風，我們先求「利」、再求「名」，而不是先求「名」、再求「利」，也就是要先有「裡子」，再去爭「面子」。<br /><br />　　1992年，GATT理事會在審查我們入會申請案，決定是否給予台灣觀察員的資格時，發生一段小插曲。當時的經濟部長是蕭萬長先生，我擔任政務次長，當時有消息傳出，有人質疑台灣加入GATT是要突顯主權與政治問題，我馬上電話通知人在歐洲的蕭部長，蕭部長也立即聯絡GATT，解釋我們申請入會，純粹是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不是為了政治，後來會議才得以順利通過我們的申請案，日後我們也遵守相關規範，把它當作是爭取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組織。<br /><br />　　參與APEC時亦復如此，當時我們要加入時，也很務實，因為你要「名」，你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就是進不去；你要「實」，想要爭取入會，就只能委屈一點，使用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的名稱。當時參加APEC會議時，為什麼Chinese Taipei，海峽兩岸都能接受？其實背後有一段小故事。我參加APEC時，我都會帶翻譯出去，江澤民自己也有帶翻譯去，但在國際場合中，一種語言通常只會有一名翻譯，大概只有在APEC會議上，有兩位中文翻譯，我的翻譯會把Chinese Taipei翻譯成「中華台北」，江澤民不聽我的翻譯，他聽自己帶去的翻譯，結果他翻譯成「中國台北」，所以等於一個英文、兩種翻譯，解決了入會的問題。有人問我說，什麼是九二共識？「一個英文、兩種翻譯」，這就是最簡單的解釋。<br /><br />　　雖然外交部長不能來參加APEC是很遺憾的事，但假使只為了「名」，一定無法加入。像這種國際會議，能和很多領袖正式會面，相互交談，我們當時安排與很多東南亞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及越南等國家，進行公開的雙邊會談。因此，我們的入會，求到「實」，求到「利」，進一步再去求「名」。反觀民進黨政府，在爭取加入WHO時，到處伸張主權，最後只是落的兩頭空。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假使政府為了求名，犧牲了利益，這對台灣是很不利的因素，我們要瞭解國際現實，也要能清楚看到當前處境。畢竟台灣要追求的是經濟的持續繁榮以及落實優質、清明的民主制度，這兩件才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的，把這兩件事情做好，台灣在國際上就有地位，民眾到全世界各地，才能得到尊敬。而不是像今天所看到的情景，經濟衰退、民不聊生，整天還在搞意識型態，這是無法獲得世界各國的尊重。<br /><br />　　歸根究柢，假如我們無法和東協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台灣一定會被邊緣化，沒有人會來台灣投資。因此，未來國民黨執政後，一定會用「務實」與「腳踏實地」來追求經濟利益，追求人民福祉。</font></p>]]></description><pubDate>Mon, 05 Nov 2007 17:03:13 GMT</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我看經貿對外關係]]></title><link>http://blog.chinayes.com:80/UserBlog/Article_Details,392.htm</link> <description><![CDATA[<p><font size="3">台灣是屬於海島型經濟，必須仰賴國外市場，因此，在經濟政策裡，必須重視市場的開發。<br /><br />當然每一個市場都有其進口障礙，包括關稅障礙與非關稅障礙，而各產品競爭力與行銷能力也是影響進、出口的原因。過去，台灣藉由外銷帶動國家經濟發展，為了克服貿易障礙，政府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主要工作項目有兩大類：<br />1. 要求對方減少進口障礙：由政府推動要求對方降低關稅，排除障礙，而且，每一個市場都要有不同的排除策略與降低關稅作法。</font></p>
<p><font size="3">2. 拓展海外市場：例如1970年成立「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負責幫助廠商拓展外銷市場。<br /><br />過去政府在執行這兩項策略上，確實發揮起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重要功能。<br />對於排除貿易障礙方面，每個國家因國情不同，必須採取不同的策略，拓展外銷市場也是如此，以下針對美國、日本、歐洲及東南亞等四個不同屬性的經濟體，逐一說明台灣在過去是如何排除貿易障礙與拓展外銷市場上所採取的策略。<br /><br />由於對美出口在1984年佔全部出口的48%，將近一半；1987年對外出超共187億美元中，對美出超就高達160億美元。因此，對美出口部分，我們沒有要求美國降低關稅、排除障礙，反而是他們對我們提出降低關稅以及排除貿易障礙，包括有：要求解除進口管制以及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等要求，所以對美貿易談判上，我們都是被美國要求開放的對象。<br /><br />因此1988年我們提出「對美經貿工作綱領」，以「平衡對美貿易，減少對美出超」為主要目的，強調的重點在於如何降低關稅障礙、開放市場以及保護智慧財產，不可諱言的，對美經貿工作綱領的出現，主要是來自美方要求開放市場的壓力所採取的因應策略。之後，陸續赴美進行採購，在台舉辦美國工業產品展，修改著作權法以面對美方對我採取「超級301」的衝擊，修改專利法、商標法等等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促成。<br /><br />十多年來，一方面因為台幣升值，傳統產業外移，改由中國大陸出口美國，因此我對美出超大量減少，已經不構成美方對我要求開放市場的壓力。<br /><br />在對日經貿方面，日本科技先進，台灣長期以來仰賴日本的技術、資金、資本財、零組件及原料，形成大量入超，加上日本對台設定層層貿易障礙，進口關稅與配額也都訂有限制，這些條件都造成對日談判必須採取另一策略的原因。<br />不同於對美談判的策略，對日貿易工作主要在「平衡逆差」。台日雙邊一直都有貿易談判機制，但日方參與層級太低，無法解決問題，為此1989年制訂「對日經貿工作計畫」，希望能增加對日輸出，降低對日貿易逆差，1991年甚至委請日本著名企管學者大前研一來台主持其事。提出「改善對日貿易逆差計畫」，從提升台灣產品品質、設計、形象著手，以提升台灣產品競爭力，同時也鼓勵進口替代措施，例如66項關鍵工業產品零組件計畫，透過技術轉移，鼓勵日商來台投資或自行研發及生產的方式，減少對日逆差，不過，到目前為止，對日逆差問題，仍無顯著改善。<br /><br />我們也學日本政府常用的行政指導方式，要求日本商社、企業將產品回銷日本，例如汽車零組件回銷日本計畫。歸納逆差無法改善原因，除了兩國產業結構與技術水準仍有一段相當的距離，技術差距始終無法縮小外，主要是日本保護色彩濃厚，談判人員也沒有獲得授權，因此，對日貿易上，雖然政府已經盡了力，但沒有太大的效果，這部分還有努力空間。<br /><br />相較於對美、對日的出口，台灣產品出口歐洲地區的努力明顯不足。歐洲國家數量多，本身又有歐洲共同市場，區域內彼此之間貿易盛行，我們對歐洲的策略是「將產品推展出去」，因此也訂了「對歐經貿工作綱要」。但是，歐洲距離台灣遙遠，另外，台商習慣了與美國市場的合作模式，大批訂單的商業往來不同於歐洲國家重視品質的要求，也不同於日本強調細水長流的經營策略，台商比較不適應，因此，歐洲市場雖然重要，對台商而言，份量還是不如美國與日本。<br /><br />至於鄰近台灣的東南亞地區，可說是「台灣的後院」，大家都說「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印證了這個區域的發展無窮，市場還有待開發。東南亞地區多是開發中國家，經貿活動的保護相對的較其他國家來得高，要排除貿易障礙要採取另一策略。<br /><br />政府很早就重視東南亞地區，早在1990年代，台幣開始升值，廠商陸續外移，我們在東南亞就花了很多工夫，推動所謂的「南向政策」，一方面希望能夠改善投資環境，增加對這個地區的投資，加強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幫助東南亞國家出口到台灣，所以訂定了「加強對東南亞國家經貿工作計畫」，這項計畫工作實施的很成功。例如在東南亞地區的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越南都有進行雙邊部長級會議，主要工作是以改善當地投資環境，讓台商願意到當地發展，粗估算來，台商在這個區域的投資金額已達500億美元，出口比率也達對全球出口的14％。<br /><br />台灣在當地的政治、經濟關係緊密，當地台商組成的「亞洲台商會」其運作是很好的例子，會員彼此互相照顧，總的來說，南向政策算是成功的。<br /><br />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有些台商雖然受到影響，但只要是外銷的產業，應該都有享受到它對美金貶值的好處。目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都已經恢復。最近，大家重新認識越南，事實上，我們在1991年時，就已前進越南，當年有許多國家對越南還在採取禁運措施的時候，我們就已捷足先登，提供援助，今天台商在越南的紮根，相信早期所做的工作，確實都發揮了很大的效果。當時越南還沒有和中共建交，我們去越南時都能和他們總理促膝長談，對我們也特別禮遇，那時總理曾對我說：「只要有事，隨時寫信過來！」當時所打下的基礎，應該是今天台商在越南能夠維持良好關係的最主要原因。<br /><br />目前整個世界的經濟情勢有很大的變化，中國大陸現在已經變成全世界第3大進口市場，第3大出口國家，第4大經濟體，儼然是一個巨型的生產工廠，同時又是全世界的消費市場，台灣在這方面，應該要有新的計畫來面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而如何加強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留待下次再來討論。</font></p>]]></description><pubDate>Mon, 05 Nov 2007 17:05:54 GMT</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我看兩岸經貿關係]]></title><link>http://blog.chinayes.com:80/UserBlog/Article_Details,393.htm</link> <description><![CDATA[<div style="TEXT-INDENT: 27pt">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當前世界最重要的市場在中國大陸，而影響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我認為有兩個人：一位是鄧小平先生，另一位則是蔣經國先生。</font></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1979年鄧小平提倡「改革開放」以及1992年「南巡」時再度定調這個路線；以及蔣經國先生1987年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造就了大陸經濟發展的「快速成長」，以致令人囑目。</font></div>
</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回顧1991年到2006年的16年之中，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平均為10.4%，其高度成長帶來了國內生產毛額的增加與貿易成長。如今，中國大陸已變成全世界第4大經濟體，僅次於美、日、德，去年國民生產總額達到2兆6263億美元，明年可能取代德國成為第3大經濟體。中國大陸也是世界第3大貿易國家，出口居世界第3，進口也是居世界第3，貿易總額從1991年的1356億美元，成長到2006年的1兆7607億美元，去年的貿易順差多達1774億美元，今年底可望超越德國，成為第2大貿易國。《經濟學人》更預測，依照這種成長速度，中國大陸10年內可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家，而大量順差所累積的外匯存底，去年2月就已超越日本躍升為世界第一，今年6月底其外匯存底更高達1兆3326億美元。</font></div>
<div style="TEXT-INDENT: 30pt"><font size="3">由於鄧小平先生與蔣經國先生在關鍵時刻做出關鍵決定，不只造就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也提供台商得以進軍大陸的機會，並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依台灣的統計，累計至2007年5月赴大陸投資共有35,962個投資項目，金額為580.1億美元，占台灣對外投資累計總額的53.7％；而依大陸的統計，累計至2007年3月止，一共有73,172個項目，實際到位投資金額442.6億美元。事實上兩岸的投資金額統計均屬偏低，根據專家學者以國際收支相關資料推估約在</font><span><font size="3">1千至1千5百億美元間。而伴隨這些投資，在大陸常駐台商及眷屬估計應超過1百萬人，台商所雇用的大陸員工估計應超過1千萬人。<br /></font></span></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台商的投資促成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成長，1987年以前，美國是我們出口最重要的市場，逐漸的，大陸加香港成為台灣的主要市場，佔出口總額接近四成，大陸不只是台灣主要的出口市場，大量出超更直接幫助台灣的經濟發展。以去年台灣對大陸及香港的進出口為例，出口有891億美元，進口只有267億美元，625億美元的出超成了台灣今天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去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為4.68%，內需貢獻了1.05%，外需達到3.68%，正因為有對中國大陸的大幅出超，才有4.68%的經濟成長率，這是不爭的事實。</font></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台灣原本扮演著與美國及日本的三角關係，我們從日本進口零組件、原料與機器設備，在台灣加工後輸出美國，這種三角關係，到了1987年，大量出超迫使台幣升值，造成傳統工業與勞力密集產業無法生存，紛紛外移到東南亞以及中國大陸，投資前者達500億美元，後者更高達1000億美元，對大陸和香港出口大量增加，主要是台商到大陸投資所需要的設備、原料及零組件，在當地加工、組裝，然後再出口到美國與日本，等於是轉一個彎出去，因此台灣對美、日的出口與在當地的市場佔有率自然也就逐年衰退。</font></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例如1991年，台灣在日本的市場佔有率是4%，大陸在日本的占有率為6%，到了2006年，我對日小幅下滑到3.5%，而大陸的市占率則上升到20.5%；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市場上，1991年時，台灣在美國的市占率是4.72%，大陸是3.89%，2006年時，台灣降到2%，大陸則提升至15.5%。</font></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台商從大陸迂迴出口，台灣的產品在美、日等市場的占有率也就節節敗退，不僅是市場的爭奪是如此，在資金及對外資的吸引上，也出現同樣情況，現在大陸每年來自海外的投資金額超過600億美元，已構成強大的磁吸效應，在吸引外資的成效上，台灣在2000年只獲得外資76億美元，而後對外資的吸引上節節敗退，直到2006年才獲得改善。</font></div>
<div><font size="3">&nbsp;</font></div>
<div><strong><font size="3">中國大陸的崛起，是機會，也是競爭<br /></font></strong></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很多人在討論說，大陸的崛起，對台灣到底是個機會？還是威脅？2002年我去看李光耀先生時，他曾對我說：現在是全球化、自由化的時代，每個國家都會用它的政策來發展經濟，關鍵在如何吸引外資，在有限的時間、資金下，勢必是場競爭激烈的爭奪戰。他說，亞洲金融風暴前，東南亞被大家喻為21世紀亞洲最有潛力的地區，金融風暴後，東南亞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嚴重受傷，外國資金紛紛轉進中國大陸，也因此，新加坡發現要進一步利用中國大陸來發展才行，但實在是距離太遠，鞭長莫及，他們很羨慕台灣，台灣和大陸距離相近，語言相同，文化來源也一樣，幾乎可說是同文同種，因此，當很多國家在國際上相互競爭時，台灣最有機會把中國大陸的成長，變成自己的利基，這是他最羨慕台灣的地方。</font></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我也對他說，這也是過去我們提出「亞太營運中心」的基本理念，以中國大陸為腹地，透過直航、三通，把台灣建構成製造、海運、空運、金融、電信、媒體等中心，但後來因為「戒急用忍」政策，大大改變了未來台灣的經濟發展。事實上，以台灣優越的地理位置，一定可以建設成跨國企業在亞太地區的營運中心，以台灣為中心，不論是進軍中國大陸、東南亞，甚至日本市場，台灣都擁有最好的地理位置，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市場，實在提供了台灣發展最好的機會。</font></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在我擔任經建會主委期間，曾全力推動德國拜耳公司在台中港的投資案，金額高達新台幣500億元，預計設立工廠生產化工原料，後來因為當時的民進黨籍的台中縣長拒絕核發建築執照，導致拜耳公司投資案最後落腳美國。我當時就問他：你的市場在中國大陸，為什麼不到對岸投資？他回答說，工廠如果設在中國大陸，產品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都不方便，運輸成本高，如果設在台中港，產品運到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地方都相當方便。從這個說明可以看到，台灣擁有良好機會，足以建設成經濟發展重心，可惜的是，民進黨執政後，我們的政策讓台灣的經濟不但沒有發展，反而持續衰退。</font></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觀察台商在大陸的發展，不僅對大陸市場有貢獻，對自己日後的茁壯也有幫助。例如原本在台灣並不著名的鴻海、旺旺以及康師傅，他們利用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以及廉價的生產要素，企業體在大陸逐漸茁壯，提供當地不少就業機會，也創造許多附加價值，同時以繳稅方式回饋台灣這塊土地。</font></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在觀察大陸經濟發展的趨勢時，我經常講是兩個「度」影響其經濟發展，一是態度，另一個是速度。</font></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態度」指的是大陸當地官員的態度，我們到大陸訪問時，不管接待的是主管經濟亦或非主管經濟的官員，他們開口、閉口談的都是經濟，從經濟總量，談到貿易總量、台商投資、森林覆蓋率等等，這種人人都在拼經濟，正是造成中國大陸快速成長的原因。另外一個就是「速度」，政策一決定，執行起來相當快速，例如公共工程、工業區的開發與交通建設，都市改造相當快速，只要每隔幾年，再來看這些城市，整個煥然一新，其速度令人嘆為觀止。這當中，土地國有固然是原因，然而分層負責，地方政府有充份的權力可以做出決定，才是關鍵，如工業區的開發管理委員會，可以做出所有的決定；而且大陸也積極培養優秀人才，以輪調方式從基層做起，培養他們的幹部。這種態度和速度，確實也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做出很大貢獻。</font><span><font size="3">&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br /></font></span></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台商在大陸發展時，終究是同文同種，語言相通，較其他外商而言，有捷足先登的優勢，但台商做事時經常透過關係，講人情，不同於外商凡事請會計師、律師，按照當地法律規定辦事，因此衍生出日後台商在經營上的其他問題，例如土地問題、勞工問題以及稅捐問題，這些是影響台商在當地經營的重要因素。</font></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為了解決台商在大陸所遇到的問題，我採取以前在擔任經濟部長時的作法，在東南亞國家，透過雙邊部長級會議或是經由當地的代表處，由代表協助處理；但在中國大陸還沒有這種機制，所以我提出要建立一個管道，幫助台商解決問題，2年前我在國民黨成立了「台商聯繫服務中心」，處理台商所面臨的問題， 2年來已召開多次會議，目的就是要透過正式的會談，與大陸國台辦以及相關單位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希望從政策面與行政面，幫助廣大的台商，解決他們目前面臨的困境，另一方面，假如有個別的問題發生，我們會以個案方式協助，解決他們所遭遇的困難，現在由於這個管道的建立，對台商的保障也更完善，但進一步的做法，還是需要透過雙方簽署投資保障協議或是提供台商當地法令與教育訓練的方式，這也是以後要做的方向。</font></div>
<div style="TEXT-INDENT: 27pt"><font size="3">為了解決台灣面臨的經濟困境，去年的經續會上，我曾向當時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建議，要解決台灣經濟問題，其實並不難，我說，就是要「兩岸和平、朝野合作、經濟自由」，只要做好這三件事情，以台灣的地理位置，加上民間企業家的活力，台灣經濟馬上會恢復榮景。至於要如何解決台灣的經濟問題，下回再加以說明。</font></div>
<font size="3">&nbsp;</font></div>]]></description><pubDate>Mon, 05 Nov 2007 17:07:03 GMT</pubDate></item></channel></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