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1991年到2006年的16年之中，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平均為10.4%，其高度成長帶來了國內生產毛額的增加與貿易成長。如今，中國大陸已變成全世界第4大經濟體，僅次於美、日、德，去年國民生產總額達到2兆6263億美元，明年可能取代德國成為第3大經濟體。中國大陸也是世界第3大貿易國家，出口居世界第3，進口也是居世界第3，貿易總額從1991年的1356億美元，成長到2006年的1兆7607億美元，去年的貿易順差多達1774億美元，今年底可望超越德國，成為第2大貿易國。《經濟學人》更預測，依照這種成長速度，中國大陸10年內可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家，而大量順差所累積的外匯存底，去年2月就已超越日本躍升為世界第一，今年6月底其外匯存底更高達1兆3326億美元。
由於鄧小平先生與蔣經國先生在關鍵時刻做出關鍵決定，不只造就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也提供台商得以進軍大陸的機會，並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依台灣的統計，累計至2007年5月赴大陸投資共有35,962個投資項目，金額為580.1億美元，占台灣對外投資累計總額的53.7％；而依大陸的統計，累計至2007年3月止，一共有73,172個項目，實際到位投資金額442.6億美元。事實上兩岸的投資金額統計均屬偏低，根據專家學者以國際收支相關資料推估約在1千至1千5百億美元間。而伴隨這些投資，在大陸常駐台商及眷屬估計應超過1百萬人，台商所雇用的大陸員工估計應超過1千萬人。
台商的投資促成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成長，1987年以前，美國是我們出口最重要的市場，逐漸的，大陸加香港成為台灣的主要市場，佔出口總額接近四成，大陸不只是台灣主要的出口市場，大量出超更直接幫助台灣的經濟發展。以去年台灣對大陸及香港的進出口為例，出口有891億美元，進口只有267億美元，625億美元的出超成了台灣今天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去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為4.68%，內需貢獻了1.05%，外需達到3.68%，正因為有對中國大陸的大幅出超，才有4.68%的經濟成長率，這是不爭的事實。
台灣原本扮演著與美國及日本的三角關係，我們從日本進口零組件、原料與機器設備，在台灣加工後輸出美國，這種三角關係，到了1987年，大量出超迫使台幣升值，造成傳統工業與勞力密集產業無法生存，紛紛外移到東南亞以及中國大陸，投資前者達500億美元，後者更高達1000億美元，對大陸和香港出口大量增加，主要是台商到大陸投資所需要的設備、原料及零組件，在當地加工、組裝，然後再出口到美國與日本，等於是轉一個彎出去，因此台灣對美、日的出口與在當地的市場佔有率自然也就逐年衰退。
例如1991年，台灣在日本的市場佔有率是4%，大陸在日本的占有率為6%，到了2006年，我對日小幅下滑到3.5%，而大陸的市占率則上升到20.5%；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市場上，1991年時，台灣在美國的市占率是4.72%，大陸是3.89%，2006年時，台灣降到2%，大陸則提升至15.5%。
台商從大陸迂迴出口，台灣的產品在美、日等市場的占有率也就節節敗退，不僅是市場的爭奪是如此，在資金及對外資的吸引上，也出現同樣情況，現在大陸每年來自海外的投資金額超過600億美元，已構成強大的磁吸效應，在吸引外資的成效上，台灣在2000年只獲得外資76億美元，而後對外資的吸引上節節敗退，直到2006年才獲得改善。
中國大陸的崛起，是機會，也是競爭
很多人在討論說，大陸的崛起，對台灣到底是個機會？還是威脅？2002年我去看李光耀先生時，他曾對我說：現在是全球化、自由化的時代，每個國家都會用它的政策來發展經濟，關鍵在如何吸引外資，在有限的時間、資金下，勢必是場競爭激烈的爭奪戰。他說，亞洲金融風暴前，東南亞被大家喻為21世紀亞洲最有潛力的地區，金融風暴後，東南亞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嚴重受傷，外國資金紛紛轉進中國大陸，也因此，新加坡發現要進一步利用中國大陸來發展才行，但實在是距離太遠，鞭長莫及，他們很羨慕台灣，台灣和大陸距離相近，語言相同，文化來源也一樣，幾乎可說是同文同種，因此，當很多國家在國際上相互競爭時，台灣最有機會把中國大陸的成長，變成自己的利基，這是他最羨慕台灣的地方。
我也對他說，這也是過去我們提出「亞太營運中心」的基本理念，以中國大陸為腹地，透過直航、三通，把台灣建構成製造、海運、空運、金融、電信、媒體等中心，但後來因為「戒急用忍」政策，大大改變了未來台灣的經濟發展。事實上，以台灣優越的地理位置，一定可以建設成跨國企業在亞太地區的營運中心，以台灣為中心，不論是進軍中國大陸、東南亞，甚至日本市場，台灣都擁有最好的地理位置，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市場，實在提供了台灣發展最好的機會。
在我擔任經建會主委期間，曾全力推動德國拜耳公司在台中港的投資案，金額高達新台幣500億元，預計設立工廠生產化工原料，後來因為當時的民進黨籍的台中縣長拒絕核發建築執照，導致拜耳公司投資案最後落腳美國。我當時就問他：你的市場在中國大陸，為什麼不到對岸投資？他回答說，工廠如果設在中國大陸，產品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都不方便，運輸成本高，如果設在台中港，產品運到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地方都相當方便。從這個說明可以看到，台灣擁有良好機會，足以建設成經濟發展重心，可惜的是，民進黨執政後，我們的政策讓台灣的經濟不但沒有發展，反而持續衰退。
觀察台商在大陸的發展，不僅對大陸市場有貢獻，對自己日後的茁壯也有幫助。例如原本在台灣並不著名的鴻海、旺旺以及康師傅，他們利用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以及廉價的生產要素，企業體在大陸逐漸茁壯，提供當地不少就業機會，也創造許多附加價值，同時以繳稅方式回饋台灣這塊土地。
在觀察大陸經濟發展的趨勢時，我經常講是兩個「度」影響其經濟發展，一是態度，另一個是速度。
「態度」指的是大陸當地官員的態度，我們到大陸訪問時，不管接待的是主管經濟亦或非主管經濟的官員，他們開口、閉口談的都是經濟，從經濟總量，談到貿易總量、台商投資、森林覆蓋率等等，這種人人都在拼經濟，正是造成中國大陸快速成長的原因。另外一個就是「速度」，政策一決定，執行起來相當快速，例如公共工程、工業區的開發與交通建設，都市改造相當快速，只要每隔幾年，再來看這些城市，整個煥然一新，其速度令人嘆為觀止。這當中，土地國有固然是原因，然而分層負責，地方政府有充份的權力可以做出決定，才是關鍵，如工業區的開發管理委員會，可以做出所有的決定；而且大陸也積極培養優秀人才，以輪調方式從基層做起，培養他們的幹部。這種態度和速度，確實也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做出很大貢獻。
台商在大陸發展時，終究是同文同種，語言相通，較其他外商而言，有捷足先登的優勢，但台商做事時經常透過關係，講人情，不同於外商凡事請會計師、律師，按照當地法律規定辦事，因此衍生出日後台商在經營上的其他問題，例如土地問題、勞工問題以及稅捐問題，這些是影響台商在當地經營的重要因素。
為了解決台商在大陸所遇到的問題，我採取以前在擔任經濟部長時的作法，在東南亞國家，透過雙邊部長級會議或是經由當地的代表處，由代表協助處理；但在中國大陸還沒有這種機制，所以我提出要建立一個管道，幫助台商解決問題，2年前我在國民黨成立了「台商聯繫服務中心」，處理台商所面臨的問題， 2年來已召開多次會議，目的就是要透過正式的會談，與大陸國台辦以及相關單位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希望從政策面與行政面，幫助廣大的台商，解決他們目前面臨的困境，另一方面，假如有個別的問題發生，我們會以個案方式協助，解決他們所遭遇的困難，現在由於這個管道的建立，對台商的保障也更完善，但進一步的做法，還是需要透過雙方簽署投資保障協議或是提供台商當地法令與教育訓練的方式，這也是以後要做的方向。
為了解決台灣面臨的經濟困境，去年的經續會上，我曾向當時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建議，要解決台灣經濟問題，其實並不難，我說，就是要「兩岸和平、朝野合作、經濟自由」，只要做好這三件事情，以台灣的地理位置，加上民間企業家的活力，台灣經濟馬上會恢復榮景。至於要如何解決台灣的經濟問題，下回再加以說明。